[51]参见注[49]，第110—111页。
若采违法共同标准，则行为人必然构成同一违法行为，触犯同一罚则，应承担连带责任，即一事共罚。[46]参见注[41]，第144页。
[9]参见王贵松：论行政处罚的责任主义，《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6期，第2页。仅就数据来看，法院在判断是否成立共同违法时，对是否必须具有共同故意意见不一致，至少判断共同故意是否存在不是作出裁判的必经步骤。单一主体是一种法律拟制，立法视构成单一主体行为人之间只具有一个主观意志，对外作为一个整体实施行为，故将其作为一个相对人进行处罚，可见单一主体比共同违法联系更为紧密。二是相对人提出共同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构成共同违法。甲既实施了聚众殴打行为，又具备有责性，应当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第2款结伙殴打、伤害他人的加重处罚规定。
此时仅第二类行为人何某、第三类行为人王乙和董某涉嫌行政违法，因为其客观行为对于违法结果的实现都具有促成作用。此外需要强调，如上文所述立法将部分教唆、帮助行为规定为了具有独立罚则的违法行为，对这些行为应根据立法的单独规定进而处罚。加强廉洁政府建设应多维并举。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的治国方略，这意味着我国法制建设实现了质的飞跃。善治政府亦强调合作共治。所有的制度规范，最终都要依托于人去具体落实。[27]袁曙宏：《在新时代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中谱写法治政府建设新篇章》，载《学习时报》2018年8月29日。
打造廉洁政府是法治政府的应有之义，也是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必由之路。总则的立法宗旨应当以确保合法行政为基础，进一步解决实现良好行政和实质法治的制度供给问题。
这都体现了我国法治建设中要依靠人治推进法治的现实国情。反腐倡廉不仅是执政党的基本政治责任，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重要使命。注释: [1]张文显：《中国法治40年：历程、轨迹和经验》，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5期。法治政府建设成为政治宣誓，并有了明确时间表，这是史无前例的。
总的来讲，层级越高的行政机关，其法治化水平越高，级别越低的行政机关，短板和缺陷越明显。透明政府既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避免政府活动暗箱操作、权力寻租，进而倒逼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的有效助推器。[25]《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1条规定，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采取的应对突发事件的措施，应当与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的性质、程度和范围相适应。转引自：何士青、徐进：《责任政府与政治文明》，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47]责任政府面向是现代民主政治对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政府工作人员作为监察对象的主要构成，其廉洁意识和职业伦理道德水平将得到极大提升，但同时也要解决好科学界定并测量廉洁行为，积极探索激励容错机制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以促进其勇于担当积极作为的尽职守责精神。
[35]善治目标实现必须要重视与公众的合作治理。法治的最核心理念就在于法律至上，宪法至高无上，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因为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应该以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新纲要）。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2015年和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这都是探索法治政府具体面向的生动体现。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不断推进法治建设，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确立了阶段性发展目标，以指引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不断向前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目标渐进式演进，并不断调整并优化，以服务于总体统一性目标实现。应急状态与常态下的行政法治存在诸多差异性。
[38]廉洁政府建设关乎政府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以及政治稳定，[39]政府腐败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丧失民众的信赖，失去生存之基。尽管法治政府被作为发展目标提出，但是实践推进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老百姓期待，前述十大关系所反映出来的现实难题亟需对症下药并全面攻克。相较于被动的、高成本的立法监督与司法监督，行政系统内自我监督无疑具有不可比拟的主动性、低成本、高效便捷的优点。
[15]王乐泉：《论改革与法治的关系》，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数字政府构建对于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具有强大的作用和重要的意义，它使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政府治理民主化，[48]还在实现政务公开透明，加强监督、预防腐败等方面实现了传统管理模式所不能实现的一些目标。
徐祥民：《法治与社会主义法治》，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93-294页。而行政公开不仅仅指政府信息公开，政府信息公开只是行政公开的一个方面。参与是民主的基石，公众参与是现代公共行政发展的世界性趋势。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路径依赖亟需升级并提速。
[27]因此法治政府建设的时间表，实质上还要受制于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推进进度。创新政府已经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动力引擎。
另一方面，对于相对落后地区，可着重以单项创建为突破口，通过专门领域的高水平发展，发挥以点带面的杠杆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初期，侧重改革创新先行，法治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2020年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的目标就包括法治政府基本建成。诚信是政府合法性的道德基础，是政府赢得人民信赖和巩固政权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 法治政府 发展阶段 十大关系 目标构成 转型 2020年，是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亦是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大考之年。一劳永逸解决有法可依的现实需求在职权法定早已成为依法行政圭臬的共识之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三）善治政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关于总则的基本内容，既要涉及彰显行政法治精神内核的基本原则体系，又要通过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归纳出能够对所有行政行为予以规制的共通性实体规范和程序规则，并借助类型化的立法进路，最大限度地解决立法的包容性问题，以从源头上实现对行政权的全覆盖、无漏洞授权、规范、监督与救济。
诚信政府建设强调政府不能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对信赖利益造成损害要进行填补。我国已经建立了以行政六法为核心，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多个效力层级的行政法制度体系，实践中还存在着浩如烟海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机关履职的依据。
新十六字方针的提出，是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个维度加强对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一体建设的研究，在新的历史方位中，法治政府建设需要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层面推进综合性改革。中国特色行政法体系亟需升级。
程序和效率是行政法的两大属性。只有通过政府创新，与时俱进地调整管理和服务方式，回应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才能实现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才能最终建成服务型政府。
